國家祭拜的力量
更新時間：2023-4-20 20:22:53 來源：大河網
時政要聞
許嘉璐
編者按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諧”。中原是黃帝出生并創立偉業之地，黃帝是黃河文明的締造者，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華夏之光耀古今，黃河文化、黃帝文化、黃帝故里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蘊含著悠久歷史文化的根與魂，成為華夏兒女認同親近的民族標識、炎黃子孫團結聯合的精神旗幟、中華民族自強前行的力量源泉。在癸卯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即將舉行之際，本報特編發往屆黃帝文化論壇部分重要嘉賓文章，以饗讀者，敬請關注。
拜祭先祖，其來有自。從甲骨文時代就有文字的證明，延綿至清末，始終未斷。縱觀古今，拜祭的形式隨著時間、世情的變化而有所演變。這種演變，是適應不同時代的結果。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拜祭先祖理念的根基，也就是為何拜祭先祖，沒有改變。
炎黃文化成型于農耕時代。農耕生產的發展、家庭和家族的繁衍，很重要的是要靠繼承。重繼承，是中華民族文化區別于世界上很多民族文化的特征。
拜祭黃帝有沒有特有的意義呢？
自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中國人的“理性”發展了、普及了。中國人的“理性”出自自己的文化背景，與西方很不相同。這種理性普及了，一切先驗的、超越的、絕對的、唯一的主宰世界的“實在”（神），以及今天我們生活中時時可見的科學技術領域的假設，都需要中國的經驗和理性來確證。
我想用下面四項來說明：黃帝的事跡超越了口傳歷史；具茨山上種種考古發現文物的佐證；黃帝的遺跡不限于黃陵縣和新鄭，河北省多地也有黃帝的遺跡；通觀歷史上對黃帝的記載和敘說，神話少而事實多。
所謂“超越口傳歷史”，可以從重新閱讀司馬遷的《五帝本紀》“贊”開始。“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這篇“贊”，說明司馬遷已經把他之前的種種口傳歷史超越了，口傳、文獻、親驗相結合，落到他的著作中，傳到今天。換句話說，司馬遷的記述應該是可信的。
再來談一下具茨山。近些年在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高度參與和支持下，進行了很多的工作。世界巖畫協會聯合會于2014年6月在中原地區進行的具茨山巖畫類型的微腐蝕斷代，證明在4500年前就有這些凹穴巖畫了。大家知道，在殷墟發現的甲骨文，最早的距今3400年。但是學者判斷，到殷墟的時候，甲骨文已經如此的系統，不同期、不同坑里發掘的甲骨文字相通，這表明，甲骨文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字，在這之前可能有一個漫長的發明、進步過程，只不過我們現在出土的文物還不能夠理出一條線。
同理，具茨山類型的巖畫距今4500年。根據現有成果，可以推想：早在4500年前的若干世紀，已經有強大的部落和杰出的領袖，帶領人們在這里生活和開拓疆土。
黃帝遺跡，除了新鄭市和黃陵縣之外，在甘肅崆峒、河北遷安、涿鹿等地尚有遺存，遷安可能即“東漸于海”處，該地關于黃帝的傳說、史料至今尚在。黃帝能在那么多地方留下遺痕，說明是整個部落的遷徙或征戰。
還有一個現象，無論在河北還是在甘肅，傳說中的黃帝的業和德基本上是一致的。不管黃帝的業績有多少是實在的，多少是口傳的，至少我們可以相信，黃帝是人，而不是神。這就是剛才我所說的我們的歷史傳說和其他民族的創世學說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是我們應該頂禮拜祭的依據。
我想提出三個建議：拜祭黃帝上升到國家級；拜祭定點在新鄭；促進拜祭黃帝漸成民俗，甚至擴大到世界上所有華人社區。
國祭的意義，首先，黃帝是中華民族有史可考、建立初具國家架構、傳說未斷、最古老的歷史人物，他應該成為中華民族一統文化的標記，成為中華民族文明歷史里程碑式的符號。
作為凝聚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要超越自己這一代，單靠經濟不行，主要靠文化。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太抽象，應該有若干標記或符號。在我想來，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人能當此重任：縱向說，歷史更悠久的就是黃帝；從思想定型看，直到今天還在影響我們的，是孔子。因此，我也期望將來拜祭孔子也成為國家大典。這樣，國家級拜祭就是三項：黃帝、孔子、先烈。拜祭黃帝表示對歷史的尊重和敬畏；拜祭孔子表示對中華民族價值觀念的繼承；拜祭先烈表達子子孫孫要繼承、發展民族自強精神。這三祭，就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時代精神結合起來。
其次，黃帝的德業。司馬遷提到了發展農業、關心百姓、發展交通、初定歷法、勤于謀劃，生活從儉。這些都是發展農耕的關鍵，似乎也是為今天所準備的。
再次，黃帝歷來為全球華人所認同，“炎黃”已經近乎中華民族的另一個稱呼，超越了政治、政黨、信仰和意識形態。
最后，實行國家公祭，明共識、立信仰，向全球顯示：我們自古崇尚的是這些東西，而不是相反。
在新鄭舉行國祭，符合國際慣例。拜祭黃帝，是為了民族和國家。把共同的信仰和對象符號化、標記化，這也是國際慣例。
定點于新鄭，有以下緣由：新鄭地處中原，中華文化匯聚騰飛之地，象征意義更大；具茨山的背景和佐證，不會擇非其地；拜祭古圣出生之地，也是古之常規。各種拜祭應有規范的禮儀、形式。拜祭黃帝的地方，在史籍中記載很少，不易明確其禮制。從漢代拜祭基本都在明堂或者南郊（偶爾有四郊），到清，特別建了一個“景德崇圣殿”（故址在北京阜成門內路北），規模宏大，合祀伏羲、神農、黃帝，一直到明太祖，共21位先圣。到康熙晚年，增加到143位。《通志》記載，唐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唐高宗以每年的“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高宗認為此事重大，派去的人級別太低，且“威儀有闕”，于是下詔讓三公去拜祭，太常卿、少卿由主祭變成副祭。據《續文獻通考》，明代歷朝也只派駙馬、都尉、勛戚大官在清明、中元、冬至到陵寢行禮。那么，皇帝在哪里祭？在宗廟。而且據史籍，規定宗室、百姓不得參與，所以特別允許宗室和百姓在城門外拜祭先帝和自己這一支的先祖。中國自古就有“私祭”，有制可循，大概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為此，有以下幾件事情需要做好：規范拜祭的禮儀，不廢古儀又不悖時代精神；深入研究黃帝文化，包括具茨山的考古和研究；促進立法，法在前，拜在后；普及黃帝文化，也許會成為中華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結合、新時期文化即將勃然興起的信號，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新階段的標志。
讓我們努力，讓我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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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嘉璐
編者按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諧”。中原是黃帝出生并創立偉業之地，黃帝是黃河文明的締造者，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華夏之光耀古今，黃河文化、黃帝文化、黃帝故里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蘊含著悠久歷史文化的根與魂，成為華夏兒女認同親近的民族標識、炎黃子孫團結聯合的精神旗幟、中華民族自強前行的力量源泉。在癸卯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即將舉行之際，本報特編發往屆黃帝文化論壇部分重要嘉賓文章，以饗讀者，敬請關注。
拜祭先祖，其來有自。從甲骨文時代就有文字的證明，延綿至清末，始終未斷。縱觀古今，拜祭的形式隨著時間、世情的變化而有所演變。這種演變，是適應不同時代的結果。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拜祭先祖理念的根基，也就是為何拜祭先祖，沒有改變。
炎黃文化成型于農耕時代。農耕生產的發展、家庭和家族的繁衍，很重要的是要靠繼承。重繼承，是中華民族文化區別于世界上很多民族文化的特征。
拜祭黃帝有沒有特有的意義呢？
自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中國人的“理性”發展了、普及了。中國人的“理性”出自自己的文化背景，與西方很不相同。這種理性普及了，一切先驗的、超越的、絕對的、唯一的主宰世界的“實在”（神），以及今天我們生活中時時可見的科學技術領域的假設，都需要中國的經驗和理性來確證。
我想用下面四項來說明：黃帝的事跡超越了口傳歷史；具茨山上種種考古發現文物的佐證；黃帝的遺跡不限于黃陵縣和新鄭，河北省多地也有黃帝的遺跡；通觀歷史上對黃帝的記載和敘說，神話少而事實多。
所謂“超越口傳歷史”，可以從重新閱讀司馬遷的《五帝本紀》“贊”開始。“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這篇“贊”，說明司馬遷已經把他之前的種種口傳歷史超越了，口傳、文獻、親驗相結合，落到他的著作中，傳到今天。換句話說，司馬遷的記述應該是可信的。
再來談一下具茨山。近些年在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高度參與和支持下，進行了很多的工作。世界巖畫協會聯合會于2014年6月在中原地區進行的具茨山巖畫類型的微腐蝕斷代，證明在4500年前就有這些凹穴巖畫了。大家知道，在殷墟發現的甲骨文，最早的距今3400年。但是學者判斷，到殷墟的時候，甲骨文已經如此的系統，不同期、不同坑里發掘的甲骨文字相通，這表明，甲骨文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字，在這之前可能有一個漫長的發明、進步過程，只不過我們現在出土的文物還不能夠理出一條線。
同理，具茨山類型的巖畫距今4500年。根據現有成果，可以推想：早在4500年前的若干世紀，已經有強大的部落和杰出的領袖，帶領人們在這里生活和開拓疆土。
黃帝遺跡，除了新鄭市和黃陵縣之外，在甘肅崆峒、河北遷安、涿鹿等地尚有遺存，遷安可能即“東漸于海”處，該地關于黃帝的傳說、史料至今尚在。黃帝能在那么多地方留下遺痕，說明是整個部落的遷徙或征戰。
還有一個現象，無論在河北還是在甘肅，傳說中的黃帝的業和德基本上是一致的。不管黃帝的業績有多少是實在的，多少是口傳的，至少我們可以相信，黃帝是人，而不是神。這就是剛才我所說的我們的歷史傳說和其他民族的創世學說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是我們應該頂禮拜祭的依據。
我想提出三個建議：拜祭黃帝上升到國家級；拜祭定點在新鄭；促進拜祭黃帝漸成民俗，甚至擴大到世界上所有華人社區。
國祭的意義，首先，黃帝是中華民族有史可考、建立初具國家架構、傳說未斷、最古老的歷史人物，他應該成為中華民族一統文化的標記，成為中華民族文明歷史里程碑式的符號。
作為凝聚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要超越自己這一代，單靠經濟不行，主要靠文化。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太抽象，應該有若干標記或符號。在我想來，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人能當此重任：縱向說，歷史更悠久的就是黃帝；從思想定型看，直到今天還在影響我們的，是孔子。因此，我也期望將來拜祭孔子也成為國家大典。這樣，國家級拜祭就是三項：黃帝、孔子、先烈。拜祭黃帝表示對歷史的尊重和敬畏；拜祭孔子表示對中華民族價值觀念的繼承；拜祭先烈表達子子孫孫要繼承、發展民族自強精神。這三祭，就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時代精神結合起來。
其次，黃帝的德業。司馬遷提到了發展農業、關心百姓、發展交通、初定歷法、勤于謀劃，生活從儉。這些都是發展農耕的關鍵，似乎也是為今天所準備的。
再次，黃帝歷來為全球華人所認同，“炎黃”已經近乎中華民族的另一個稱呼，超越了政治、政黨、信仰和意識形態。
最后，實行國家公祭，明共識、立信仰，向全球顯示：我們自古崇尚的是這些東西，而不是相反。
在新鄭舉行國祭，符合國際慣例。拜祭黃帝，是為了民族和國家。把共同的信仰和對象符號化、標記化，這也是國際慣例。
定點于新鄭，有以下緣由：新鄭地處中原，中華文化匯聚騰飛之地，象征意義更大；具茨山的背景和佐證，不會擇非其地；拜祭古圣出生之地，也是古之常規。各種拜祭應有規范的禮儀、形式。拜祭黃帝的地方，在史籍中記載很少，不易明確其禮制。從漢代拜祭基本都在明堂或者南郊（偶爾有四郊），到清，特別建了一個“景德崇圣殿”（故址在北京阜成門內路北），規模宏大，合祀伏羲、神農、黃帝，一直到明太祖，共21位先圣。到康熙晚年，增加到143位。《通志》記載，唐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唐高宗以每年的“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高宗認為此事重大，派去的人級別太低，且“威儀有闕”，于是下詔讓三公去拜祭，太常卿、少卿由主祭變成副祭。據《續文獻通考》，明代歷朝也只派駙馬、都尉、勛戚大官在清明、中元、冬至到陵寢行禮。那么，皇帝在哪里祭？在宗廟。而且據史籍，規定宗室、百姓不得參與，所以特別允許宗室和百姓在城門外拜祭先帝和自己這一支的先祖。中國自古就有“私祭”，有制可循，大概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為此，有以下幾件事情需要做好：規范拜祭的禮儀，不廢古儀又不悖時代精神；深入研究黃帝文化，包括具茨山的考古和研究；促進立法，法在前，拜在后；普及黃帝文化，也許會成為中華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結合、新時期文化即將勃然興起的信號，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新階段的標志。
讓我們努力，讓我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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